商鞅被殺，也間接的告訴我們一個事，做人情商別太低，一個人再受領導的器重，也還是要低調點。商鞅可以說是秦國能發展強大，并最后一統天下至關重要的人物，他當時在秦國的地位非常的高，獲封十五邑，號商君。他最后被殺，除了因為之前得罪了秦惠文王外，也有他在秦國位高權重，功高震主的原因。

商鞅像

商鞅是怎么死的？

在秦孝公執政時期，贏駟還在是太子，因為年輕觸犯了法律，這個時期正好是商鞅在推行新法的時候，商鞅可不管贏駟是不是太子，他對秦孝公說：“法令要上行下效，如果真的要推行新法，那么就必須先從太子開始施行，他犯了罪一樣要受罰，他的老師公子虔沒有教導好他，就讓公子虔代他受罰。”商鞅不留情面，雖然新法推動成功了，但是也因此得罪了太子嬴駟。

后來秦孝公駕崩后，贏駟繼位，也就是秦惠文王，現在贏駟是一國之君了，他一想到商鞅就來氣，但是他還真不敢直接處置了商鞅，為什么呢？商鞅也在秦國推行變法幾十年了，有自己的封地，權勢又大，他推行新法，可以說在秦國每家每戶都知道商君的變法，商鞅的威望很高，貿然對商鞅動手，很可能會動搖秦國的根基，所以秦惠文王需要一個合適的理由來鏟除商鞅這個威脅。

秦孝公像

公子虔代替贏駟受罰，鼻梁骨被挖了，他也十分痛恨商鞅，于是就幫秦惠文王想辦法，他就去聯絡了因為商鞅變法被打壓的貴族，羅列了商鞅的十大罪狀，呈報給了秦惠文王，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商鞅準備謀反，于是商鞅先被罷了官，又被遣返回封地，但是商鞅沒有謀反之實啊，所以秦惠文王不斷給商鞅施壓，于是商鞅只得集結自己封地的士兵反抗，這下商鞅謀反就成了既定事實，秦惠文王立刻下令平叛，商鞅戰死，尸體被帶回咸陽車裂示眾，可見秦惠文王有多恨商鞅。

商鞅該不該被平反？

我們如果單說商鞅變法，對秦國的作用和影響，商鞅為秦國一統天下立下了首功，商鞅變法沒有錯，從之后的秦國國君沿用商鞅變法，我們就可以看出來。對于變法，歷任的秦王是認同的，很多人認為到了秦莊襄王時期，莊襄王是給商鞅平反了，因為《史記》中有這么一句話“莊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商鞅肯定是秦國的功臣啊，所以秦莊襄王這算是給商鞅平反了。

但是，我們別忘了商鞅被處死的罪行是什么，是謀反罪被處死的，當然商鞅最開始是沒有想謀反的，但是他在秦惠文王要處置他的時候，沒有自殺，而是起兵反抗，雖然這樣說對商鞅很不公平，不反抗難道還等死，但是也坐實了商鞅謀反的事實，所以商鞅謀反這一點，即便他有再大的功勞，任何一個腦子沒殘的秦王都不可能給商鞅平反。

也有人認為，之后秦國沒有廢止商鞅變法，繼續推行變法就是對商鞅的平反了，這種說法也不合理，這只能算是認可商鞅變法對秦國是有積極作用的。就比如手機給我們的生活帶了很大的便利，而發明手機的人我們十分痛恨他，但是我們不會因此就不用手機，繼續使用手機，也不是就拋棄對發明人的偏見。商鞅的情況也是一樣的，處死商鞅后，在秦國繼續推行變法，只是為了滿足秦國發展的需求，和平反無關。

影視劇中秦惠文王形象

我是玄坤，一個熱愛并不斷學習歷史文化的求學者，每天一點分享，期待著朋友們的關注留言，能多和大家交流學習，感謝各位閱讀！

為何要給商鞅平反？完全沒這個必要性、可能性；俗話說“小孩子才講對錯，成年人只看利益”，況且商鞅這事，根本就說不清楚誰對誰錯。

弄死商鞅，符合秦國上下的一致利益

一將功成萬骨枯，商鞅變法，得罪的可不僅僅是某些人，而是秦國的各個階層。

對秦惠文王而言：即使不說私仇，商鞅也已經嚴重損害了自己的威嚴。一朝天子一朝臣，任用商鞅推行變法的，是秦孝公；變法帶給秦國的翻天覆地變化，也是在秦孝公任期內展現的。秦惠文王上來，如果任由商鞅繼續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只會顯得自己像一個撿現成的廢材，如同《戰國策》中的記錄：

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

在這種“功高震主”的尷尬情況下，新君上任后最能樹立權威的行動，莫過于殺掉前任君主麾下的頭號功臣。

最痛恨商鞅的，自然是秦國的貴族。商鞅變法，打破了家族世襲的鐵飯碗：

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

也就是說，原屬于貴族的蛋糕，被砍掉了一大塊來賞賜軍功；不僅如此，根據變法的條令，貴族家的奴婢數量也受到了嚴格限制，而且要根據人頭納稅；再加上刑不避公族，秦孝公的親哥公子虔也被割掉鼻子，名、利、身都收到了商鞅的侵害，貴族們恨不得對商鞅“啖其肉、飲其血”。

即使老百姓，雖然從變法中受益，但同樣也深受其害。商鞅變法的本質，是把老百姓綁在“農、戰”這兩大立國之本上。但從本性來說，耕地的辛苦、打仗的危險會讓人望而生畏，商鞅的辦法，就是用嚴刑峻法，使逃避農戰帶來的后果比從事農戰本身還要痛苦（出自《商君書》）：

先王能令其民蹈白刃，被矢石。其民之欲為之，非好學之，所以避害。故吾教令，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戰不免。

沒有老百姓喜歡打仗，他們之所以上戰場，是不得已而為之。所以在變法的套路下，想要趨利避害，只有農、戰這兩條途徑可得。在這種思路下，秦國老百姓不可能活得輕松自在：

商君相秦，用法嚴酷，嘗臨渭淪囚，渭水盡赤，為相十年，人多怨之

可以說，秦國變法的成功，是建立在無數人的血淚、性命基礎上的，適當的反彈也情有可原。剛上任的秦惠文王，為了維護政權的穩定、樹立自己的權威，定會順勢而為、拿商鞅當祭品。這種代表了廣大群眾根本利益的好事，為什么要平反？如果真的平反，豈不是說秦國的君主、官員、老百姓都是污蔑好人的兇手？那這個國家可真壞透了。

維護君權，是商鞅變法的終極目的，若給商鞅平反，等于否定君權

商鞅變法，體現出的成果是“富國強兵”，但本質是為君主個人服務。雖然看起來是“依法治國”，但這個“法”，是根據國君的需要而制定的；秦孝公需要使秦國強大，所以法令就圍繞這個目的，把全國各階層的力量都引導到為這個目標服務上來；消滅分封制、推行郡縣制，是為了將各地的權力與利益都收歸國君；削弱貴族，則是為了強化王權。對此，商鞅有過直白的描述（《商君書》）：

國之所以治者有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權.....權者，君之所以獨制也，人主失守則危......權制獨斷于君則威。

權力獨斷于君主，這是推進變法的保障，也是變法要實現的目的，更是富國強兵的必要基礎；其后中國兩千年封建社會的大一統中央集權制，也一樣是基于這個理念。

那么，秦惠文王殺掉商鞅，顯然是行使君主獨裁權的正常合理表現，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何來冤枉、平反一說？如果為商鞅平反，豈不是否定君主專制的合理性？打個比方，如果秦始皇給商鞅平反，那是不是意味著自己也會犯錯？手下是不是可以公然違抗自己的王命/皇命？

所以，不會有任何后世秦君為商鞅“平反”；甚至商鞅自己，更不會提出這種違背自己理念的滑稽要求。

商鞅固然是偉大改革家，但也不是白蓮花

商鞅的變法其實并非原創：理論基礎來自李悝的《法經》，實踐來自于李悝在魏國、吳起在楚國的變法；他的最大貢獻，是在秦孝公的支持下，結合秦國實際，將變法全面、深入、徹底的在秦國推行。

而商鞅變法客觀上確實實現了秦國的富國強兵，但于他個人而言，更多的是出于實現個人價值、攫取名利，他并不是個默默奉獻的螺絲釘。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發布求賢令：

“”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于是衛公孫鞅聞是令下，乃西入秦。

被封商君、功成名就后，商鞅洋洋自得，他曾問趙良，自己是否能與秦國歷史上著名的五羖大夫一較高下。而趙良沒給他多少面子：

五羖大夫，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君，一救荊禍。其為相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于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

五羖大夫不僅為秦國立功，而且為人低調，從不在意個人的榮華富貴，深受百姓愛戴。而商君則是另一幅模樣：

君之出也，后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此數者，非恃德也。

商鞅的變法，客觀上給各階層帶來了極大迫害；他自己是位極人臣了，但卻樹敵無數，每次出門必須配備全副武裝守衛。因此趙良建議他應當急流勇退，不應該“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政，畜百姓之怨“”。

面對榮華富貴，商鞅堅決的對趙良說不。五個月后，悲劇果然降臨到他頭上。

歷史不是小說，更不是博人眼球的電視劇；秦惠文王之后，秦國并沒有改朝換代，后世的君主何來為商鞅平凡的動機、目的？為了一個曾經的臣子而否定自家政權的道德性、合理性、合法性，哪個秦君干得出來？況且，商鞅活著時已享受頂級榮華富貴，死后其法令仍然繼續保存，這已經是對其貢獻與價值的最好肯定。

這個問題有角度，因為它反映出了秦國的法律問題。我們都知道秦國是依法治國。依法就意味著要審訊、證據、審判等一系列程序去定罪。那么我們來看看商鞅是否經過一系列的法律程序去定罪了嗎？

為了方便比較，這里用李斯和商鞅進行比較。

先來看商鞅的相關記載：

”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從上文可以確定：

1、公子虔誣告商鞅要造反，于是要逮捕商鞅，商鞅不服逃走；

2、商鞅想要逃跑到魏國，不被接納，只得返回；

3、商鞅攻打秦國鄭縣，兵敗戰死；

4、秦惠王車裂商鞅尸體，告誡后人。

---

在來看秦國辦案程序，以李斯為例：

“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馀，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為丞相治民，三十馀年矣。逮秦地之陜隘。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脩甲兵，飾政教，官斗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為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彊。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脩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剋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斂，以遂主得眾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為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原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　　趙高使其客十馀輩詐為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為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為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妄為反辭。　　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

李斯和商鞅都是被人告謀反罪，因此他們的法律程序應當是相同的。從上文可以看出，趙高做了很多的手腳，目的只有一個——讓李斯認罪。但李斯想要在獄中上書給胡亥，就說明認罪與否是謀反罪成立與否的關鍵。李斯和趙高就是在這點成立。因為謀反罪基本上是沒有人證、物證的。

因此秦國的謀反罪法律程序是：下獄——審查有否謀反證據——案犯認罪——司法審判定罪——執行刑罰。

現在來看商鞅：商鞅被公子虔告發謀反，但商鞅在官吏抓捕自己之前就已經逃跑，說明公子虔告發商鞅謀反一事并沒有進入秦國法律程序。商鞅連下獄的第一步都沒有涉及。

那商鞅為什么因謀反罪而被五馬分尸

商鞅謀反罪的成立，不是因為公子虔告發謀反這個原因，而是商鞅率兵攻打鄭縣這個謀反事實。這也是商鞅和李斯不同的地方。

商鞅率兵攻打鄭縣。我們不知道商鞅是出于什么考慮——也許是想要從公子虔手里奪取秦國朝政大權——因為當時秦惠王并沒有親政，秦國必定有人出任大良造。公子虔即是秦惠王的師父，又是宗室，他出任的可能性很高。即便不是公子虔，在有人告發商鞅的情況下，按照商鞅所訂立的法律，執政之人必定依照法律的執行。

不管商鞅是否冤枉，他率兵攻打鄭縣這個事實，已經是造反的事實。而公子虔的告發，只不過是一個導火線而已。

事實上商鞅起兵造反，那么請問各位，如果你是秦王，你能用什么理由去赦免商鞅的罪行呢？

---

商鞅在逃走魏國失敗后為什么不逃走到其他國家

逃走魏國失敗后，商鞅才起兵。但讓人困惑的是：商鞅為什么不逃走到其他國家，如楚、齊，甚至韓、趙等。

魏國拒絕接納商鞅，是因為商鞅用欺詐手段擊敗魏國，而不是堂堂正正的打敗魏軍。如果商鞅是和魏軍正面對戰擊敗魏軍，魏國不會怨恨商鞅。欺詐手段，讓魏國對商鞅人品不認可。

商鞅在被封商洛之地后，就開始謀劃攻打楚國。這導致商鞅和楚國的關系因此變壞。否則從商鞅變法中和商鞅一起變法的伙伴尸子在商鞅死后南逃到楚國的事實來看，商鞅是可以逃去楚國的。

只有商鞅為什么不去韓國？原因不明，估計也是關系不好。齊、趙和秦國沒有接壤，然然不在商鞅的選擇之中。

總結：

商鞅被定罪謀反，不是因為公子虔的告發，而是因為商鞅率兵攻打鄭縣這個事實。在事實面前，在依法治國面前，不管你如何變成動機良好都是徒勞無功。再說，歷代秦王也沒有赦免商鞅罪名的動力：一是沒有這個需求，二是商鞅起兵造反是事實。

每天原創，給你有價值的觀點！
隨手關注，你的支持才是動力！

商鞅是秦國歷史乃至整個華夏歷史上一個非常有影響力的人物，他的影響力體現在對社會深刻的改革，把秦國這樣一個地處西部邊陲的國家，利用變法打造成為一個戰國最為最大的國家，從而讓秦國有條件和實力結束春秋戰國以來500多年的亂世，統一天下，可以這么說，如果沒有商鞅，戰國亂世還將持續幾百年。

看待商鞅不能以今天的道德標準來衡量，也不能以儒家的思想行為來評價，而應該從當時所處的社會來看待，亂世之中唯有變法強國才能生存，這一原則即使到了今天仍然適用，如果連生存都不能解決，談再多的仁義道德也是沒有用的，只能消散在歷史的塵埃中。

商鞅的出現為秦國提供了一個變法強國的理論基礎和法制原則，商鞅歷來主張嚴刑峻法和重賞厚待，對于違法行為是嚴肅處理，哪怕是太子犯法，商鞅仍然處罰了太子的兩個老師以代太子受罰，打破了“刑不上大夫”的封建原則，天下為之震動。

商鞅

同樣，對于立下功勞的人，不論身份高低，一律按秦國法律進行重賞封爵，而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所以通過法律商鞅把秦軍打造成為一支只知道追求軍功爵位的虎狼之師，秦軍的紀律性、戰斗力都戰國最強的，這也是秦國能夠統一天下的原因之一。

但是，歷史上幾乎所有的改革家和變法家無一例外都會有流血事件，因為得罪的勢力過多，變法動了很多秦國老世族的利益，雖然商鞅主政秦國變法21年，提拔了大量支持變法的新一代官吏，但是秦國幾百年來形成的貴族利益階層并沒有死去，他們不過是在等待時機。

商鞅能夠變法成功，最大的功勞就是秦孝公，秦孝公是一個容易被忽視的秦王，戰國時期的變法，秦國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后一個，但卻是最成功的變法，而其他諸侯國的變法，大多都是國君的態度忽變而作罷，很難有像秦孝公這樣徹底支持變法，即使商鞅要處罰自己的兒子，秦孝公都是支持商鞅的，這種堅持的態度才是商鞅成功的基礎。

商鞅與秦孝公

但是，所有的一切都隨著秦孝公的去世而發生了變化，秦孝公支持變法期間強力打壓的舊貴族在孝公去世惠文王即位之初全都冒了出來，比如曾經的太子老師公子虔和公孫賈，因為縱容太子犯法，公孫賈被處于黥刑，在臉上刺字涂墨，公子虔被處于劓刑，被割掉鼻子。這兩人馬上向新即位的秦惠文王，也就是他們曾經的學生，上告商鞅謀反。

謀反是重罪，是要被誅滅三族的重罪，但是，給商鞅定罪的是秦國新一任國君秦惠文王，從史記的記載來看，商鞅并沒有任何謀反的罪證，僅僅因為公子虔一幫人誣告，秦惠文王就派兵捉拿商鞅，到了這個時候，商鞅就看出來了，并不是他犯了罪，而是秦惠文王要捉拿他，如果按照正常的程序走，商鞅認為自己被捉了之后，就永遠不可能再出來了，所以他選擇了逃跑。

因為一旦秦王想抓商鞅，商鞅橫豎就是個死，如果被抓了，公子虔那幫人一定饒不了商鞅，如果逃了，同樣是觸犯了秦國法律，還且還多了一條畏罪潛逃的罪名，但是這個時候商鞅的逃亡之路非常奇怪，也非常不合理。

秦惠文王

按史記的記載，商鞅是往秦國的東邊逃的，先是逃到東部邊境想要入住旅店，但由于自己制訂的法律，沒有官府的文書就不能住店，所以商鞅本人也不能住店，然后商鞅就向魏國逃，但魏國人不開城門并拒絕商鞅入境，因為商鞅曾經以欺騙的手法約魏國公子卬談判，隨后就把公子卬囚禁起來不放他回去，跟后來的秦昭襄王囚禁楚莊王如出一轍，魏國也不能出，商鞅只好南下向自己的封地逃去。

商鞅的封地在商於，這里是當時的秦國與楚國的邊境，也就是今天陜西省的商洛市，這里離武關非常近，是楚國攻打秦國的必經之地，商鞅在封地內發動士兵和百姓隨他一起攻打鄭縣，鄭縣是位于潼關與咸陽之間的地區，然后秦國派兵攻打商鞅，最終商鞅被殺死在黽池，黽池在當時的函谷關以東，今天的河南省三門峽市。

秦孝公

商鞅在臨死前的這一逃跑路徑非常詭異，再簡單回顧一下，商鞅是從咸陽逃出，先向東準備投靠魏國，但魏國不接受，然后南下回到封地，再北上攻打函谷關以西的鄭縣，最后被殺死在函谷關以東的黽池。

以史記的記載來看，商鞅逃跑后，確實有起兵謀反的舉動，最終兵敗被殺，也就是說商鞅在起兵過程中就已經戰死沙場了，然后商鞅的尸體被送到秦朝都城咸陽，被秦惠文王施以車裂大刑，也就是說商鞅死了之后，尸體還受了大刑，那么問題來了，商鞅的死到底冤不冤枉？

商鞅是既冤枉又不冤枉，說他冤枉是因為他本來就沒有任何謀反的證據，只不過是因為支持他變法的秦孝公去世了，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秦惠文王一上臺，就把商鞅當成政治斗爭的犧牲品，而那些受到商鞅變法的舊貴族們，好不容易等來了秦孝公去世，新君秦惠文王即位的機會。

秦惠文王

以公子虔和公孫賈為首的早貴族們本來是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而誣告商鞅謀反的，卻不想被秦惠文王利用，秦惠文王利用舊貴族打擊商鞅的機會，殺死了商鞅，秦惠文王不是新君上位想要立威和加強權力而已，立威最好的辦法就是殺人，商鞅在秦孝公期間變法及把持朝政已經21年了，位高權重，所以秦惠文王要殺商鞅，而商鞅是沒有罪證的，所以說商鞅是冤枉的。

說商鞅不冤枉，是因為他確實有謀反的舉動，他不應該逃跑，也不應該起兵，應該老老實實地被抓捕入監獄，然后受盡折磨而死，那樣的話，商鞅就是非常冤枉，但可他沒有坐以待斃，而是選擇了逃跑，他親自違反了自己制訂的法律，然后又被自己制度的法律所害死。

從商鞅所處的時代來看，商鞅不得不死，應該說他受冤枉的成分更多，那為什么后世的秦王沒有一個人愿意為商鞅平反呢？

秦惠文王之后的秦王分別是：秦武王、秦昭襄王、秦孝文王、秦莊襄王、秦王嬴政。后世秦王之所以沒給商鞅平反，根本原因就是：秦惠文王雖然殺了商鞅，但并沒有廢除商鞅之法，如果給商鞅平反，那就等于否定他們的祖先秦惠文王。

商鞅

因為秦惠文王并沒有做錯，商鞅雖然冤枉，但是商鞅為人太過于正直無情，不懂得變通，只知道維護法律，以法治國，這是法家的通病，但這樣的行為容易得罪人，那些反對商鞅并誣告商鞅的人，不就是因為變法而利益受損嗎？就算秦惠文王不殺商鞅，商鞅也會因為政治斗爭而死。

秦惠文王殺商鞅，跟個人私仇沒有太大關系，從后來也可以看出，秦惠文王也是一代明君，他殺商鞅是因為商鞅在秦國的權勢都快要大過秦王了，秦孝公不計較，但并不代表后世的秦王不計較，至少秦惠文王就非常計較，他不能容忍商鞅這樣的權臣存在，他想樹立威權、獨攬朝政，都得殺商鞅，尤其是像商鞅這樣的變法者，在歷史上的結局都是不太好的。

最高明的是，秦惠文王殺商鞅并沒有廢除商鞅之法，這是正確的決定，而后世的秦王是不可能否定秦惠文王這個祖先，而給商鞅這個外人來平反的，這就是根本原因。

商鞅是永遠不可能被平反的，首先平反具備很多的條件，最直觀的一個條件:

———大王我是冤枉的！

商鞅死的冤么？如果從結果來看，商鞅為秦國的崛起立下不朽功勛，可以稱得上以一己之力扶大廈之將傾，最后卻被公子虔等小人所陷害，車裂至死，實在不忍直視！

但是從過程來看，商鞅的死一點都不冤，在公子虔等人的誣告中，商鞅的第一反應是選擇逃跑:

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

讓人大跌眼鏡的選擇，現在當做被告，好歹也會申訴，請不起律師難道不會自我辯護？最讓人不理解的是商鞅逃跑不成:

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

返回封地直接造反。原本無聲的對抗轉變成刀兵相見，性質上大體相同，但是本質上確坐實了商鞅謀反的罪名。我要替歷代秦國君主反問商鞅一句:

人證、物證皆在！商君，何冤之有?

那么商鞅在秦國的史冊上已經被定罪。所謂平反一說，是指商鞅變法給秦國統一六國奠定了不可替代的基礎，也是秦國走向富強、走向發達的時代功臣。從秦孝公至始皇帝嬴政難道不清楚商鞅對秦國的貢獻？


我只能說商鞅不具備平反的條件，文章開頭已經說明，平反的第一條件商鞅已經不具備，還有很多因素。我們用民族英雄岳飛的平反經歷對比一下。

岳飛死后二十年，紹興三十二年(1162）宋孝宗即位，岳飛冤獄終于平反。

孝宗詔復飛官，以禮改葬，賜錢百萬，求其后悉官之。建廟于鄂，號忠烈。淳熙六年，謚武穆。嘉定四年，追封鄂王。”

眾所周知岳飛被奸臣秦檜以“莫須有”的罪名害死，作為抗金英雄岳飛的影響力不比商鞅差，結果也是不容于南宋政治體系，在統治者的默認下定罪謀反，結果宋高宗父子兩卻選擇打臉的方式為岳飛平反。

那么岳飛為什么能成功平反？

在金宋和談中，岳飛堅持抗金的決心被南宋統治者不容，從收回兵權到牢獄收監岳飛始終選擇配合加抵抗，認同處置是忠君，但拒不認罪是原則。

岳飛始終沒有選擇拉起大旗造反，在大體上同樣是國家功臣，岳飛比商鞅更得君心。試想下如果岳飛造反，能和商鞅一樣草草了事，不堪一擊？那么岳飛“莫須有”的罪名完全是杜撰的。

另一方面，岳飛深得人心！這種人心體現在民間和廟堂，老百姓深知岳飛的好啊，長年受到金鐵騎欺壓，是岳飛救民于水火，所以至岳飛死后，老百姓發自內心不滿，各種輿論，謾罵滿天飛。

在朝廷中，岳飛剛剛定罪，韓世忠就嘗試為岳飛平反，結果無能為力。岳飛死后三年，右武大夫白鍔館客張伯麟公然在太學壁上題字：

“夫差，爾忘越王之殺而父乎？

對岳飛的死，總結成八個字就是:人心向背、千夫所指。在岳飛死后二十年，也是金撕破臉再次南下侵宋的一年，宋高宗、宋孝宗良心發現了？

不管政治需求也好，還是國家利益也罷，為岳飛平反已是不爭的事實，也是勢在必行。而我們沉冤已久的民族英雄終于得到昭雪！

反過來看看我們的商鞅，人人喊打！

說白了商鞅這個人不落好，如果不是秦孝公的支持我估計他別提變法了，早就性命不保。在商鞅變法初始，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太子黨開刀:

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

他得罪的不只是太子黨，還傷害了整個秦國勛貴體系利益，那么在高層眼里商鞅這個人有點不識抬舉，這也秦惠文王繼位，公子虔等人誣告他，而沒人替他說話的原因之一。

其二，商鞅變法有損人道，讓老百姓是敢怒不敢言。商鞅在第一階段的變法主要目的就是，強化賞罰手段，限制民眾自由，禁錮個人意志，讓他們服從于國家行動，用暴力強行實現中央集權。

西漢著名政論家賈誼則說：

“商君違禮義，棄倫理，并心于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

綜合來看商鞅的所作所為也應了那八個字:人心向背、千夫所指！秦勛貴集團怨恨、老百姓怨恨，除了暴力壓制，就是變相打壓。如司馬遷所述，商鞅存在“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相比岳飛，商鞅在立場上顯得不那么光明正大。

他對秦國，包括和秦孝公完全是一種互惠行為，秦國需要他的變法，他需要秦國的富貴，只有利益為基點的君臣關系，講真的一點不可靠。現在變法已經成功，商鞅謀反已經確定，在秦政治體系的默認下，只有商鞅的死才能穩定民心、安撫臣心、統一軍心！又何談平反之說？

參考資料:《史記·商君列傳》、《宋史·岳飛列傳》

我不是易中天，只表達我看到的歷史！

一件冤案的誕生，往往是多重因素合力的結果，不僅僅是法律問題，還牽涉到政治的博弈，平反，意味著針對案件所做的一切都要推到重來，追究起來，可能又有許多人牽涉其中。

而這些被牽涉進來的人，出于自身利益考慮，自然要不惜代價阻止平反，于是平反就成為一件看似容易，實則負責的政治事件。

但中國歷史上也不乏平反的大事件，例如宋孝宗為了北伐，主動為岳飛平反，明仁宗朱高熾為了安撫讀書人，為方孝孺平反，崇禎皇帝為了挽回敗局，為魏忠賢平反，清朝更是掀起一股平反熱，例如康熙晚年為鰲拜平反，乾隆皇帝為多爾袞以及幾位叔叔平反等等。

這些平反看似合乎情理，實則隱含了強烈的政治意味，以清朝為例，清朝中期，政治穩定，縱然平反，也不會掀起太大風浪，二來時隔多年，平反不會牽涉太多人，三來平反的多為皇室宗親，不僅不會為人詬病，還能得到一個好名聲。

商鞅是秦國崛起的大功臣，他與秦孝公的關系，也被認為是中國社會君臣關系的典范，雙方親密合作幾十年，從未有過隔閡，如果商鞅早于秦孝公離世，其名聲地位會好不少。

秦孝公去世后，秦國舊貴族出于私怨，不斷彈劾商鞅，走投無路的商鞅，被迫起兵反叛，《史記·卷六十八·商君列傳》：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于鄭黽池。

按照秦律，謀反罪當處五馬分尸，于是，商鞅死后，尸體又被車裂。

在后世看來，商鞅居功至偉，縱然冤死，時過境遷，也應該為他平反昭雪，告慰泉下，但史書中并沒有商鞅平反的記錄，在日慕鄉關看來，秦國后世君王也不會為商鞅平反。

第一：變法的成功，是秦孝公的成功，而不是商鞅的功勞。

商鞅以后，秦國又迎來了多位治世良臣，如張儀，范雎等等，功績不如商鞅，作用不可小覷，但大多不的善終，一則權力場本就是個修羅場，置身其中就要做好落難的準備，二則他們均為外人，不可避免遭到秦國本地貴族的排擠，作為統治者而言，謀士只是個參謀，做決定的是自己，所以對他們的評價遠不如后世那么高，平反也就無從談起。

第二：平反意味著觸犯太多人的利益，得不償失。

商鞅死后，其家族及親信都被鏟除，為他平反不過是出于道義或者宣傳考慮，而阻礙平反的都是實權派，其影響力遠遠大于道義上的考量，平反就變得可望而不可即。

第三：商鞅的確有罪。

如前文所述，商鞅確有起兵反叛的行為，違法了法律，雖然迫于無奈，但當時的社會環境，無論什么原因，下臣都不能謀反，所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如后世的戾太子劉據，縱然武帝了解他的冤情，也建了思子宮表達悔意，卻并沒有公開為其平反。

當然，不給商鞅平反，不代表商鞅的那一套治國之道就被秦國拋棄，如秦朝李斯寫《諫逐客書》中就言道：“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

可見商鞅的貢獻還是為秦國后世君王所承認的。

---

我是歷史達人日慕鄉關，歡迎關注！

在那個君權高于一切的時代，商鞅的死只不過是君王為了平息因為變法而失去自身利益的士大夫與貴族們的憤怒而不得不施行的行為。

他成為了君王為達到其內部平衡而尋找的犧牲品。秦國自商鞅變法成功之后，歷代秦王都是毫不動搖的執行著運用法家思想來治國的理念，因為他們切實感受到了變法給秦國所帶來的巨大好處（軍事上的勝利、經濟上的強盛和君主權利的集中）。秦國的君主們當然知道商鞅的無辜，但是他們都毫無異議的選擇了沉默，如果要給商鞅平反，勢必會激起那些貴族大夫們的強烈不滿。因為就是要用商鞅的死來與貴族大夫們達成一個協議，既然商鞅已經死了，那么這些貴族大夫們就的按部就班默認了那個讓他們利益受到損害的制度。

士大夫和貴族們想讓商鞅死，所提出的理由也是相當充分的，《戰國策》中記載：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為主，大王更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仇讎言，愿大王圖之。這樣的言論一出，使得商鞅最終難逃死亡的結局。

就像后來的晁錯一樣，漢景帝明知削藩是正確的，但是在面對吳楚七王之亂的時候也不得不將晁錯處死。一直到漢武帝時主父偃也對晁錯的削藩政策給予了相當的肯定，但是漢武帝也照樣不可能給晁錯平反。

后代的君王永遠不會否定前代的決策，哪怕那個決策是錯誤的。如果后代否定前代，那就會為別人做了榜樣，君王的權威就會受到質疑，所以平反這種事是不會有人做的。

接下來再看看商鞅是如何得罪秦國的整個官場和那些貴族們的

1.商鞅施行變法的第一步就嚴重損害了貴族們的利益，剝奪了一項他們非常重要的能夠體現地位和優越感的權利，那就是廢除了井田制。

2.在新法實施受到阻礙的時候，商鞅分別用劓刑（割掉鼻子）和墨刑（臉上刺字）處罰了以公子虔和公孫賈為代表的貴族大夫階級，由此也間接的得罪了下任繼承者秦惠王。

《史記》中有言為證：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

3.商鞅為了保障農民和農業不受到那些徇私舞弊官吏們的破壞，所以一邊嚴格要求各級官吏務必要克己奉公；一邊又用刑法來威懾各級官吏務必要做到以上一條。這樣帶來的后果就是大大減少了官吏們牟取私利的概率。

4.他又用加大稅收的辦法來制約士大夫和貴族們豢養食客的人數，要求人數越多所繳納的稅收就會越多（在春秋戰國時期豢養食客依然成為了王公貴族彰顯其身份地位和搏求賢良聲譽的象征）。

5.商鞅抬高了國內很多珍貴商品和奢侈品的價格與稅收，這就大大降低了貴族們的消費及日常娛樂活動，同時還要求貴族子弟按照規定服徭役。

6.商鞅還為大臣及士大夫們設置了督查他們的監察官，以限制他們的外出游玩和宴請送禮等等事宜。

綜上所述，在秦孝公這位力挺商鞅改革的君王死后，商鞅的下場也就注定。況且商鞅在以法家為主導早已根深蒂固的思想作用下，從來就不知道什么是功高震主、激流勇退，他對于形勢的判斷欠缺太多，所以也就不會太能聽取別人（趙良）的不同意見了。當商鞅聽說秦惠王要殺他的時候，在第一時間選擇了逃跑，按照秦律逃跑即是反叛，最終商鞅還是死在了自己所制定的律法中。

我想首先問諸位一個問題：

商鞅為什么要反？作為秦國變法的執行者、律法的制定者，商鞅難道不知這樣做的后果？難道不知秦軍的驍勇和勇猛，憑手中那點邑兵能保自己性命？——也就是說，商鞅為何明知不可為而為？

事物的“結果”，往往都具有很大的表象化或欺騙性，未必能真實的反應事物的真相或本質。而難點就在于，如何透過這些表象洞察本質。

歷來變法愈是深徹，對舊勢力的切割分配亦愈加痛徹。作為在朝既無根基、在野亦無民望的嬴駟，隨時可以被復辟勢力推薦的新人選取代，比如公子虔。因此，嬴駟重點考慮的是親掌朝政、朝局平穩無掣肘，其次才是變法如何延續。若答應老氏族而除掉商鞅，于理、于國、于民皆不可容，且此后以“有功”自居的老氏族將成為更大的掣肘。而商君，其能力和朝野影響早已是功高震主，這對于任何一個封建帝王都種隱憂，其隨時都可以架空君王、甚至自己稱王。

在此敏感時刻，當復辟勢力以類似“清君側”名義絕地反擊時，商鞅焉能不知后果必然慘烈？只是他首先考慮的，卻不是身家性命，而是自己嘔心瀝血、為后世建立的法治治國之創世標桿絕不可傾覆！否則，數十年心血東流，還要白白搭上性命。在那個崇尚刎頸之交為大義的鐵血年代，舍身取義、以身護法亦是歷來罕見大義之舉！只有將自家性命乃至肉身化作護法的最后一道絕壁堅仞、化作新君趁機掃除復辟勢力之“餌”，才能一次性根除隱患、“法治治國”才能長存于世！只是復辟勢力見利忘義之下老糊涂了，“君側”既清，接下來干擾君王決策的最大勢力——他們自己便暴露于天下，立刻會成為眾矢之的！

因此，當贏虔為泄私憤而指認商鞅謀反時，商鞅先是外逃不成，進而回到封邑起兵攻打鄭縣——請注意：此時才具有了贏虔指認的謀反事實！《史記·卷六十八·商君列傳》：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于鄭黽池。據此可知，商鞅是戰敗身亡，在咸陽車裂的只是其尸身。

既然這段史實司馬遷能知，比其早幾百年的秦國那些君王怎能不知？商鞅先是被逼、進而再遭誣陷，本是無辜，但起兵攻打鄭縣卻是鐵打的違法史實、且已身死，最低也算是功過相抵，何來平反一說？

沒有出現所謂的平反，正是幾代秦王都堅守秦法、以身作則，只是對于商君，未免不公！

---

您的關注就是我的動力

我的頭條號：大相無形